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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伟大历程特刊3:抗战教育 延水砥柱救国殇
发表日期:2011年05月27日 文章出处: 发布人:管理员 浏览:[] 字号:[ ]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伟大历程特刊3

  本报记者 张婷
  核心提示
  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抗战8年间,延安不仅是我党的政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还是我党培养党政军英才的大学校。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在这个抗战教育总方针的指导下,党的一大批干部经过延安这个大熔炉的锻造,坚定了理想信念,提高了能力和本领。他们从延安出发,把真理和革命的精神带到了战场上,带到了全国各地。
  193777日夜,卢沟桥上隆隆炮响,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教育当然也不例外。仅仅一年间,中国108所大专以上的学校中就有91所被破坏,有50%的中学生失学。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号召全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愿当亡国奴的有志青年纷纷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延安。
  正如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此时的延安,不光是我党的政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还成为我党培养英才的大学校。
  抗战8年间,数万名知识分子在延安的窑洞大学中成长,他们带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从延安出发,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
  抗战8年间,数十万陕北百姓在共产党办的夜校、冬学里学文化,理解并支持抗日的百姓成为了革命的坚强后盾;
  抗战8年间,大批儿童在延安的小学接受了抗日教育,成为中国革命的后续力量。
  到前方去 到延安去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开展抗战救国运动。
  但在装备精良、气焰嚣张、野蛮残暴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下,国民党军队的抵抗陷入失败,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很快被侵占,大片国土沦于日军铁蹄之下。
  山河破碎风飘絮,国破家亡百恨增。
  在这样的背景下,延安显现出强大的抗日感召力。进步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纷纷选择到前方去,到延安去。当年的抗大学员张光在几十年后回忆起当年他前往延安时的情景,仍激动不已:19379月的一天,杭州城被炮声惊醒。在浙大,一位同学高声喊道:同学们!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都要做亡国奴了,这张大学文凭还有什么用?!我们要赶快上陕北去,到真正抗日救国的前线去!当场,就有许多学子不顾道路艰险、战火纷飞,相约同赴延安。
  坐火车、乘轮船,再换汽车、搭马车……去延安的路并不好走,很多时候,青年们就靠两条腿,越过秦川,趟过黄河,花上十天半个月,甚至是数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
  打断骨头还有肉,割掉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去。从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从海外,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赶赴延安。
  他们中既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贺绿汀、冼星海等各界名人;既有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也有国际友人;还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包括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的部下……尽管他们的出身、年龄、文化程度甚至语言各不相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会集到了延河岸边,会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19425月由日本人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占20%,投奔解放区的则达70%。
  印度援华的柯棣华大夫,看到从八百里莽莽秦川走来三五成群的青年川流不息地奔赴延安时,不禁赞叹:奇迹,奇迹,真是奇迹!
  窑洞大学担当新使命
  胸怀革命理想的进步青年涌入延安,让偏僻的陕北顿时热闹了起来。如何让这些热血青年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成为抗日的先锋和骨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完成这个使命。党中央提出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那些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
  19378月,中国共产党在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实行抗日教育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并以此作为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发展教育的总方针,为抗战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总方针的指导下,延安这个不大的地方办起了各级各类学校,很是壮观。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党校等30多所窑洞大学,短期或不定期的培训班更是数不胜数。20%的边区经费用在教育上,这是边区政府1937年下发的硬性规定。
  在众多学校中,尤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最为出名。
  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由此可见当时抗大的地位。学员以部队中抽调的干部为主,后来也招收知识青年。抗大成立最早,名气也最大,抗大的规模并不固定,从最初的1000多人发展到13000多人,学员随到随编。
  来延安的青年多了,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19377月底,中共中央创办了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这是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毛泽东为其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解决。
  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是1938年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毛泽东的题词,在当时得到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许广平等一批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鲁艺与延安的其他大学相比,最具有专业性,设有音乐、美术、文学3个系,学制2年。除上课外,鲁艺组织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节目,创作了大批优秀文学作品,用艺术的方式支持抗战。
  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调动一切力量发展教育,建立国内外各民族反帝教育的统一战线是延安办教育的初衷。《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写道: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延安的大学不一样
  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平所有的大学不一样,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有礼堂,有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桌椅板凳。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这里没有教授教员,可能研究某些科目时有些人给讲一讲,都是一些行政干部,主要是靠你们自己学习。我们抗大是研究革命大道理的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理论和方法的大学校,研究抗日道理的大学校。毛泽东在延安给学员们作报告,开场白常常是这样的。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解放区学校基本的教育原则。在中国教育史专家、北大教授曲士培看来,这是抗日根据地办学成功的一大经验。以抗大为例,虽然大学没有教科书,不分专业院系,但当时的教育切合实际,教员也是全明星阵容,许光达、滕代远、王若飞等都来讲课,更有党中央领导亲执教鞭。
  从19374月至7月,毛泽东亲自给抗大学员讲授了100多个小时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对学员们要求严格: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炫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那时候,学员课间都可以和毛主席这样的大领导说话、谈心。当时留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毛主席和小八路在一起,故事是这样的:
  课间,两个小八路见到了毛主席。你们年纪这么小,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为了打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又问:你们跑来看我,知道我是谁吗?”“知道,你是毛主席!毛泽东摇着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毛泽东在手心上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一遍,耐心地告诉他们字怎么写,问:你们记住了没有?”“记住了。毛泽东这才向校务部走去。
  在延安,领导十分关心学员,时常嘘寒问暖,夜晚还会去宿舍替学员盖被子。一次,一个学生给陕北公学的成仿吾校长写了张字条:您像我们的妈妈,从此以后,成校长就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妈妈校长
  延安精神感染着每一个来到延安的人。曾在鲁艺音乐系任教的冼星海那时讲课总会讲到半夜。有一次,深夜了大家仍说不困,请求老师继续讲,就这样冼星海一直讲到天亮才下课。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
  诗人何其芳用热情洋溢的诗句描绘那时的延安。延安大学的民主、自由、进步的学习生活把延安精神之魂深深烙印在每一个进步青年的心中。
艰苦中探讨革命真理
  延安苦啊!当时国统区的媒体总会这样定义延安的学习生活。
  事实也的确如此,延安的学习生活非常艰苦。没有教室,夏天在树阴下或打谷场上听讲,到了冬天,破庙、祠堂或老百姓的羊圈就成了课堂;没有黑板,借老乡的门板;没有粉笔,挖白土搓成细条晒干代替;没有桌椅,用背包当凳子,膝盖做桌子;没有笔墨,用子弹壳自制蘸水笔,用锅底灰、煤灰调成墨水。
  学员一学期发一支铅笔、两大张油光纸。油光纸订成笔记本,正面用完反面接着用。艰难时,连土造的粗纸都没有,只能用桦树皮代替。为了节约纸笔墨水,大家还自制沙盘,学员们用树枝在沙盘上做练习。
  延安的伙食主要是土豆、萝卜、小米饭。从1939年起,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延安的生活极端困难,有时每天只发几两黑豆面。为了填饱肚子,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出去挖野菜、采树叶,掺和玉米熬成稀粥充饥。
  在《延安鲁艺风云录》中,王培元描述了一个抢面条的细节,由此可对延安生活感知一二:
  每个月有一两次烩面条就算是改善伙食了,但面条常切得粗细和小拇指差不多。即使这样,只要盛面条的木桶一抬出来,大家便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去捞。
君武曾画过一幅漫画,题目是《吃面条》。在画家的笔下,人们手持特大号的缸子,挥着勺子和筷子,一齐向盛面条的木桶冲刺,有的飞奔起来脚不沾地,真是热汗与面条齐飞,缸子共眼睛一色。有的人不但手上帽子上是面条,头发上肩膀上也挂着面条。这幅漫画发表在鲁艺的墙报上,同学们看了都忍俊不禁。从此以后再碰上吃面条的时候,互相都谦让起来了。
  也因为生活困难,学员做不到勤洗澡、常换衣,身上生疮、长虱子是普遍现象。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延安的干部学校都实施军事化管理与配给制,学员按队编制,统一上课、吃饭、住宿。在教育内容上,强调少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体力与智力统一,军事与政治配合;在课程设置上,政治方面有马列主义概论、中国问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等,军事方面有战略学问题、游击战术等;在课堂教学上,强调自学为主,教师主要是作报告,然后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小组讨论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在讨论会上,无论是对理论的不同看法,还是对现实问题的观点,都可以自由辩论。
  每个同学沉醉于探讨革命真理,没有什么禁区不敢去冲破,没有什么偶像要你去崇拜。陕北公学分校第三十四队学员、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的张腾霄在《难忘的历程》一文中,谈起当年的学校生活,仍难掩兴奋。
  延安苦,大学累,但进步青年凭着对祖国的爱、对民族的责任,纷至沓来,聆听革命领导者的教诲,学习战斗的本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
边学习 边劳动 边打仗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不断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政府也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延安陷入了严重困难的境地。
  1939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会上说: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各校学员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大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
  也有些学员认为,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千里迢迢,艰难行程,换来的却是开荒种地,很不值得。我们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开荒的。
  要学习,但也要吃饭。经过党中央的动员,教员、学员都行动起来,放下笔杆,拿起锄头,向荒山进军。大生产运动中,学员可以在自留地里种玉米和白菜,收成归自己;可以纺线线,或者领毛线打毛衣,将成品上交,领加工费。
  范斯莱克曾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评价大生产:1937年到1944年间,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40%。棉花产量在战争开始时为零,到1944年已达到300万斤皮棉以及1倍于此的籽棉。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技术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就这样,延安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学员们也一路唱着歌打着鼓,扭着热烈的大秧歌走向了战场。培养一批,输送一批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经过短期的培训,学员即开赴抗战一线,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战争中。毕业的学员总是希望能把自己分到抗日最前线,而那些被留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学员往往都会闹情绪。
  元旦那几天,我们欢送毕业同学上前线。在大雪覆盖的茫茫西北高原上,毕业同学各个精神抖擞地背着背包列队东进,每队前面是一面在寒风中飘扬的红旗,紧跟红旗的是女同学们,然后是男同学们。他们高唱着《毕业上前线》,慷慨激昂的歌声在天空中回荡。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的血已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党史研究专
家胡华教授在《陕北公学校风回忆》一文中对毕业情景的描述,让一个个飒爽英姿的革命青年形象跃然纸上。
  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抗大第一、第二分校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分别开赴晋东南和晋察冀。后来,抗大建立了12所分校,北至蟠龙、瓦窑堡,南至洛川,向西更延伸至甘肃的庆阳。陕公、鲁艺等学校也纷纷转战敌后根据地。
  在行军途中,学员们战胜了重重困难,抢渡咆哮的黄河,翻越高耸的吕梁、太行诸山……“行军是一次最实际、丰富和生动的教育
曲仕培教授写道,学员们在行军路上,三五人为一组,根据具体地形,开展战术问题讨论。实地的军事锻炼,让他们在堵击、埋伏和追击方面取得了经验。
  在战斗与学校迁徙中,很多优秀的学员都牺牲了。1942年,鲁艺为悼念牺牲的校友举办了隆重的抗战5年来殉难校友追悼大会。朱德司令特地提送挽联: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光。
  烈士的精神感染和教育了更多的有志青年,一期又一期的学员们前仆后继,更加坚定地追随党的革命事业,为民族解放奉献青春。
从数豆到识字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延安地区文化十分落后,当地人民的识字率仅为1%左右,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
  延安推行民主选举,可老百姓不识字。开选举会时,只能每个候选人身后放一个碗,老百姓想选谁就给谁的碗里放一粒豆子,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老百姓把这种方法叫豆豆选
  可不能老用黄豆选举,党中央决心扫盲,开展社会教育。
  1938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政治报告,提出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发展民众教育,扫除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主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
  据《日本侵华教育史》记载,那时,边区有以小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夜校、半日校、早班、识字班(),有以生产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地头组、滩地组、运输组、放羊组,有以战争需要而组织起来的民兵组、担架组,有专门为妇女组织起来的纺织组、编席组或炕头教学、送字上门等。此外,还有黑板报、读报组、剧团、民教馆、文化岗、民校、冬学等多种形式,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冬学、民校和民教馆。
  当年的地方志中写道,仅边区政府成立的当年,延安就办起冬学619所,学生人数达1万余人。1938年,社会教育得到更大普及,办起冬学723所,学生人数达2万余人;识字组5560组,人数近4万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社会教育取得巨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陕甘宁边区有识字组3852个,学员24107人。夜校535所,学员8086人。半日校202所,学员3323人。冬学643所,学员17750人。1941年,冬学达659所,学员猛增到20915人。
  通过社会教育,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有一半青壮年能识一些字。教育扫除了革命根据地的大批文盲,提高了百姓的革命意识,使他们成为了我党的坚强后盾。
娃娃教育也抗日
  在延安,除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外,还有一个主要的教育类型,便是儿童教育。儿童教育包括小学和儿童团的教育。无论什么类型的教育,都是为抗战服务的,学校军事化是一大特点。小学教育虽以传授知识为主,但教学中充满了爱国抗日的革命教育内容。
  中国人啊/今天你必须把这人皮当作旗帜/悬挂着/悬挂着/永远地在你最鲜明的记忆里。艾青的诗《人皮》入选当时的小学课本。在当时的教材中,这样的抗日内容很多。小学上课也是在山野中随时进行的,学生的文具随身携带,没有黑板教员就用石板代替。
  1942年,《解放日报》发表《提高边区国民教育》的社论,政府明令宣布:奖励并提倡私人办学;允许教育社团设立学校,赞助同族邻里兴办义塾,并明确在不违反抗日救国的最高原则下,对它们的办学宗旨、学制、组织机构和教学,政府决不干预。
  据《日本侵华教育史》统计,在陕甘宁边区,抗战前只有小学120所,学生3000人。到1945年春,有初小1377所,学生34004人。民办小学1057所,学生16797人。
  民众与官员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不涂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与重庆相比,完全是另一世界。”19447月,美国派出官方代表——美军观察组专程访问延安,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
  在烽火连天、极端艰苦的抗日战争环境中,延安的教育培养了数万名各方面的革命干部,为团结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战争结束后,大批革命干部被分配到新的岗位,成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者。以抗大为例,1955年,在被共和国授予军衔的干部中,有7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47名中将和129名少将是曾在抗大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员。
  而抗大、陕公、鲁艺及延安马列学院等窑洞大学也都发展为日后中国赫赫有名的高等学府,如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感谢方晓东、宋荐戈、
李玉非老师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中国教育报》
2011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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